明代九华山佛教

1、禅、讲、教（瑜伽）诸宗僧人，各承宗派，集众为寺。不许散居及入市村。

2、僧人不许以化缘为由，奔走市村，强求利养。违者，首僧处斩，从僧点刺充军。

3、自榜示发布之日起，僧人敢有不入丛林，仍前私蓄眷属，潜住民间者，一经查实，枭首示众。容隐窝藏者，流三千里。

4、严禁住持及一切散僧交结官府，阿附权贵，悦俗为朋。违者，治以重罪。

5、僧人有妻室者，许诸人捶辱并索钞五十锭。如无钱钞，打死勿论。

6、僧人有妻室而愿还俗者，听；愿弃离修行者，亦听。若既不还俗又不弃离，许里甲邻人擒拿赴官。徇私容隐不拿者，发边远充军。

7、僧人犯罪，受擒拿前，必须先脱去僧服。

8、僧人必须精进办道。有志愿不混时俗、深入危山、结庐静性、发愤苦修者，一、二人则听，三、四人则不许。栖岩、屋树、庐野之隐修者，所在只准搭容身之茅蓬，不准创聚众之屋庐。

9、瑜伽之教，显密之法，非垢秽之躯所能为。是故，严禁民间世俗人等仿瑜伽僧行显密法事。

10、瑜伽僧赴应世俗，所酬之资，每日每僧五百文；主磬、写疏、召请三执事，各一千文。期间，若不依规范科仪做法事，首僧及从者一并治罪。

11、钦赐田地，粮税全免。常住田地，虽有粮税，仍免杂派。僧人不许充当差役。

12、秀才并诸色人等，不得无故进入寺院，坐食僧人粥饭。违者治罪。

朱元璋在《榜示僧教条例》颁行之日，特别申诫：“榜示之后，官民僧俗，敢有妄论乖为者，处以极刑。钦此！”（《释鉴稽古略续集》卷二，载《大正藏》第49册938页）

朱元璋还取消了番僧喇嘛的种种特权，一改元朝专崇藏传佛教的流弊，使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处于平等的地位。朱元璋以下明代诸帝，基本上沿袭洪武旧制。但明中叶之后，“酷刑峻法”开始松弛，佛教界相对清泰的局面，因即位皇帝的好恶而发生变化。如“世宗立，复汰番僧，法王以下悉被斥。后世宗崇道教，益黜浮屠，自是番僧鲜立中国者”（《明史·西域传》）。

在明朝重视佛教的大背景下，汉传佛教之禅、净、律、天台、贤首诸宗得到了恢复与发展，九华山佛教亦步入隆兴时期。明代，九华山新建和重修的寺庵有天台寺、招隐寺、德云庵、真如庵、竹云庵、上庵山房、石庵、远俗山房、养真山房等30余座。化城寺盆地寺宇林立，成为九华山佛教的中心。主刹化城寺于明洪武二十四年(1391)建立丛林制度后，逐渐发展为拥有东西两序七十二座寮房的大丛林。全山范围内的寺庵(包括前山和后山的茅蓬、精舍等)达100余座。常住山上的僧侣日益增多，朝山信众岁无虚日。至此，九华山已同山西的五台、四川的峨眉、浙江的普陀并称为中国佛教四大名山，其“香火之旺，甲于天下”，又为“江表诸山之冠”。

16世纪到17世纪，明皇室对九华山佛教多方扶持。洪武二十四年，赐额修葺化城寺；永乐二十年(1422)，明成祖封妙峰寺妙广和尚为“护国瑜伽上师”，并赐金斓衣；景泰年间(145O～1456)，敕封净居寺住持圆慧为“大度禅师”，诏名僧道泰进京，任北京万寿寺戒坛宗师，道泰后返九华山。天顺元年（1457），时任化城寺住持的道泰和尚殁于寺内，景帝朱祁钰特派遣使者持他的“谕文”专程上山致祭。宣德二年(1427)、万历十一年(1583)、三十一年，又屡赐银修复化城寺和肉身殿；万历十四年、二十七年，先后降旨颁赐《藏经》于九华山；崇祯三年(1630)，敕封万年禅寺(百岁宫)的已故海玉和尚为“应身菩萨”。

明代僧人中禅居寺院、着重弘法修持的禅劈夙宿者甚多，如宗琳、法鉴、福庆、道泰、龙庵、佛智、性莲、智旭等人都相继传法阐学于九华。其中智旭为明末四高僧之一，于崇祯十年（1637）居九华山华严庵，次年写成《梵纲合注》等佛学著作，并在芙蓉阁建华严期（又称“华严大会”），登坛演讲《华严经》和《地藏本愿经》。僧人中诗文著名者有道泰（著有《集钟鼎古文韵选》5卷。辑有《禅林类聚》20卷）、智仁（著有《雪花集》）、忍草、敬简（著有《百桃园集韵》l卷）、禅渡（著有《塔影集》）等，他们的诗作大都古雅风致，惜多已失传。

明代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，是金地藏为地藏菩萨应化及其道场在九华山之说，已经在僧俗两界确立。从此，中国佛教独特的地藏菩萨信仰，形成了以九华山为传播弘扬的中心，并在南方产生了众多的民间民俗信仰方式。